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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伯秋與長樂

作者 張端彬 陳羽軍

http://www.duobangwang.com  2017-09-07 17:02:32   來源:長樂新聞網(wǎng)  【字號

  曾經(jīng)是孫中山女婿(其妻為孫中山次女孫婉)的湖南湘鄉(xiāng)人王伯秋,于1934年被任命為福建省第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專員兼長樂縣長,至1938年離職,前后僅四年。

  那時,由于連年軍閥混戰(zhàn),加以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我國侵略步步進逼,以致民窮財盡,民不聊生。作為專署所在地的長樂縣城,一片破敗景象。為了整頓市容,王伯秋采取了少花錢多辦事的辦法,把從專署向西行至碼頭的長660米、寬6.5米的中山路街道,加以整修;把臨街的店屋由政府統(tǒng)一改建成磚木結構的兩層樓房,建成后向業(yè)主收取部分建筑費用。同時在道路兩旁種植龍眼等果樹,以增加政府的收入,綠化美化城區(qū)。

  在建設過程中,王伯秋經(jīng)常到現(xiàn)場巡視。那時普通話在長樂只有少數(shù)人能聽能說,所以外地來的官員,都要跟一位翻譯。一天,他在街上忽然碰上幾個老太太,各自捧著一把香火向他告狀。翻譯告訴他,她們沒有錢,要求不要改建房屋。王伯秋環(huán)視身旁的幾個老太太,鄭重地對翻譯說:“請她們放心,我替她們蓋房子。”沒過幾天,就在司馬第的東面,動工蓋起一溜平房,群眾稱之為“十間排”。但老太太們并沒有搬進去住,還是住進改建過的原住屋。住在那里的卻是進城打工的山民。人們風趣地把那里稱為“貧民窟”。長樂縣城街道改建后煥然一新。雖然比不上大城市,但長樂父老對王伯秋沒有采取粗暴的手段強行拆建,而是對有困難的改建戶作了妥善的安排,感到很滿意。

  王伯秋接著便開始著手交通建設。當時長樂主要靠水路運輸,客運和貨運要受到潮汐和風向的制約,特別是在農(nóng)歷六七月間臺風季節(jié),風急浪高,行旅阻斷。陸上運輸全靠肩挑步行,山路崎嶇,舉步維艱。經(jīng)濟發(fā)展受到很大限制。同年,他便動員組織人力、物力,開辟長5.5公里的長樂第一條公路———長(樂)營(前)公路。車站設在城關的西關橋頭小玄帝廟。并在廟前建起一座小樓,供乘客歇息候車。還在樓中題詩:“四面峰巒水一灣,小樓如在畫圖間;行人且莫匆匆過,忙里來偷片刻閑。”在王伯秋的計劃中,還要建設縣城到金峰、江田的公路,因抗日戰(zhàn)爭爆發(fā)成為泡影。

  王伯秋是一個無神論者,1934年到任的下車伊始,恰值長樂河陽境每十年一次的逢甲“普度”。他立即通知主持普度的“總壇”,明令禁上。“總壇”提出這次“普度”是為“九一八”、“八一三”抗戰(zhàn)陣亡將士亡靈超度。王伯秋不同意,并張貼告示說:“你們對陣亡將士的關懷,很好,但勿聽信世俗的誑誘,希將普度應用之費,繳來縣府,由縣府派員詳查陣亡將士家屬的真名實姓,給予撫恤,使沾實惠,豈不更好于寄托鬼神燒冥衣錢紙嗎?”由于雙方相持不下,釀成河陽群眾一千多人擁到縣署門口請愿。王伯秋想到群眾思想傾向,不宜堵塞,只宜耐心疏導。為了避免事態(tài)擴大,他讓當時國民黨長樂縣黨部指導員林舫出來勸說群眾先行散回,公推代表二三名從長計議。王伯秋托辭上省參加各區(qū)專員的行政會議,暫時離開長樂,等到他回長樂時,普度活動已草草收場。事后以對這次主持普度的“總理”黃隆毅罰款示警了結,沒有使矛盾激化。贏得了群眾的好感。

  為逐漸提高群眾的素質(zhì),王伯秋著手籌備成立民眾教育館,開辦短期義務小學,提倡識字運動,以書報、刊物、課堂,啟發(fā)群眾接受科學知識,引導他們關心國事,激發(fā)他們的民族意識。對未辦學的邊遠鄉(xiāng)村,則組織流動施教團,購置電影機、留聲機、教育影片等,前往宣傳教育。并組織衛(wèi)生隊督促市場及公共場所保持環(huán)境清潔。還在縣城構建一批娛樂的場所:在中山路中段,建造了一座當時頗為壯觀的“中山堂”,用于演出專業(yè)和業(yè)余的文娛節(jié)目,活躍了群眾的文化生活。此外,還在街道周圍塔坪山的三峰塔下建起南山公園(現(xiàn)被稱為鄭和公園)和塔山運動場。又在河下街畔建起江濱公園。臨江還建了一座小巧玲瓏的休憩亭,成為群眾夏夜乘涼的好所在。并在太平橋上汾溪之畔觀音寺舊址芝閣前廣場,辟吳航公園,作為群眾游樂休息的場所和馬戲團表演賣藝處所。為了激發(fā)群眾建設家鄉(xiāng)的熱情,王伯秋還親自撰寫《新長樂歌》:“新長樂,樂何如。背山面海,人文之區(qū)。有田可耕,有海可漁。更有壯丁十萬,保護我鄉(xiāng)閭。生產(chǎn)日豐財用紓,民智日開人無愚。禮、義、廉、恥,聲被海隅。努力,努力,大家努力,共建新長樂,新長樂,樂何如。”1937年“七七”事變后,長樂縣苗圃主任共產(chǎn)黨員項德崇(項南)和當時民眾教育館館長陳似云、作家陳嬰子等人組織起明天歌詠團,經(jīng)常在長樂各地巡回演出。組織婦女宣傳工作隊深入鄉(xiāng)村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,引起當局的惶恐不安,卻得到身為專署專員兼縣長的王伯秋的有力支持。1938年王伯秋調(diào)離后,明天歌詠團被勒令解散。時至70年后的今天,人們還是念念不忘。

  長樂自古被譽為“海濱鄒魯”、“文獻名邦”,古跡文物比比皆是。王伯秋在城關設立民眾教育館。該館除了排列書報供群眾閱讀外,還負責調(diào)查和收集保護地方歷史文物。他本人就對此做了許多努力。其中作為長樂歷史文物瑰寶的《天妃靈應之卜記》碑(俗呼“鄭和碑”),便是一例。此碑原嵌在南山三峰塔寺墻壁上,歷經(jīng)滄桑,被湮沒土中,直至1930年為長樂首任縣長吳鼎芬發(fā)現(xiàn),曾被拓贈一些知名人士,并移置于縣署“思善齋”內(nèi)。后來墻圮,又被雜草所掩。1936年王伯秋因公到南京,國學圖書館館長柳貽征曾問到鄭和碑。回長樂后,他立即多方尋找,終于在“思善齋”旁邊找到。他在讀后又拓贈海內(nèi)外部分學者,一時掀起討論和研究鄭和史跡的高潮。

  王伯秋還準備建一座護碑亭,并已撰寫《碑亭記》,他在文中對鄭和作了很高的評價,稱鄭和“擁無訓練之舟師,航未探測之海洋……卒能遠致南洋,歷三十余國,相率而朝貢于明,和之功與張騫、班超抗矣。”并說到“其未發(fā)也,必赍中土之產(chǎn)物,以遺遠人。其既歸也,必攜海外之珍寶,以獻邦國。其影響長樂經(jīng)濟、實業(yè)、文化與夫遠大之圖,倡導遐邇者何如?”同時把河下港畔今江濱公園中的一段路命名為鄭和路,以擴大鄭和在長樂的影響。

  由于長樂地處國防前線,當時的長樂鄉(xiāng)親、省教育廳廳長鄭貞文提請,將鄭和碑和天妃廟三清寶殿的銅鐘轉(zhuǎn)移到南平保存。抗戰(zhàn)勝利后,鄭和碑運回長樂置文廟泮池畔。這時王伯秋早已離任。1985年,長樂南山天妃宮故址建鄭和史跡陳列館,并將鄭和碑移入。而由王伯秋撰文的碑記則已于1983年前刻石,并由著名書法家沈覲壽攝影珍藏。可惜這兩件珍貴文物,已在“文革”中消失。1941年,在王伯秋離開長樂三年后,長樂父老在南山之麓,建了一座伯秋紀念樓,作為對他的懷念。并立了奠基碑,可惜碑文已經(jīng)找不到。60年的滄桑巨變,伯秋紀念樓的舊址也無從尋覓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