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經(jīng)是孫中山女婿(其妻為孫中山次女孫婉)的湖南湘鄉(xiāng)人王伯秋，于1934年被任命為福建省第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專員兼長樂縣長，至1938年離職，前后僅四年。

　　那時，由于連年軍閥混戰(zhàn)，加以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我國侵略步步進逼，以致民窮財盡，民不聊生。作為專署所在地的長樂縣城，一片破敗景象。為了整頓市容，王伯秋采取了少花錢多辦事的辦法，把從專署向西行至碼頭的長660米、寬6.5米的中山路街道，加以整修;把臨街的店屋由政府統(tǒng)一改建成磚木結構的兩層樓房，建成后向業(yè)主收取部分建筑費用。同時在道路兩旁種植龍眼等果樹，以增加政府的收入，綠化美化城區(qū)。

　　在建設過程中，王伯秋經(jīng)常到現(xiàn)場巡視。那時普通話在長樂只有少數(shù)人能聽能說，所以外地來的官員，都要跟一位翻譯。一天，他在街上忽然碰上幾個老太太，各自捧著一把香火向他告狀。翻譯告訴他，她們沒有錢，要求不要改建房屋。王伯秋環(huán)視身旁的幾個老太太，鄭重地對翻譯說：“請她們放心，我替她們蓋房子。”沒過幾天，就在司馬第的東面，動工蓋起一溜平房，群眾稱之為“十間排”。但老太太們并沒有搬進去住，還是住進改建過的原住屋。住在那里的卻是進城打工的山民。人們風趣地把那里稱為“貧民窟”。長樂縣城街道改建后煥然一新。雖然比不上大城市，但長樂父老對王伯秋沒有采取粗暴的手段強行拆建，而是對有困難的改建戶作了妥善的安排，感到很滿意。

　　王伯秋接著便開始著手交通建設。當時長樂主要靠水路運輸，客運和貨運要受到潮汐和風向的制約，特別是在農(nóng)歷六七月間臺風季節(jié)，風急浪高，行旅阻斷。陸上運輸全靠肩挑步行，山路崎嶇，舉步維艱。經(jīng)濟發(fā)展受到很大限制。同年，他便動員組織人力、物力，開辟長5.5公里的長樂第一條公路———長(樂)營(前)公路。車站設在城關的西關橋頭小玄帝廟。并在廟前建起一座小樓，供乘客歇息候車。還在樓中題詩：“四面峰巒水一灣，小樓如在畫圖間;行人且莫匆匆過，忙里來偷片刻閑。”在王伯秋的計劃中，還要建設縣城到金峰、江田的公路，因抗日戰(zhàn)爭爆發(fā)成為泡影。

　　王伯秋是一個無神論者，1934年到任的下車伊始，恰值長樂河陽境每十年一次的逢甲“普度”。他立即通知主持普度的“總壇”，明令禁上。“總壇”提出這次“普度”是為“九一八”、“八一三”抗戰(zhàn)陣亡將士亡靈超度。王伯秋不同意，并張貼告示說：“你們對陣亡將士的關懷，很好，但勿聽信世俗的誑誘，希將普度應用之費，繳來縣府，由縣府派員詳查陣亡將士家屬的真名實姓，給予撫恤，使沾實惠，豈不更好于寄托鬼神燒冥衣錢紙嗎?”由于雙方相持不下，釀成河陽群眾一千多人擁到縣署門口請愿。王伯秋想到群眾思想傾向，不宜堵塞，只宜耐心疏導。為了避免事態(tài)擴大，他讓當時國民黨長樂縣黨部指導員林舫出來勸說群眾先行散回，公推代表二三名從長計議。王伯秋托辭上省參加各區(qū)專員的行政會議，暫時離開長樂，等到他回長樂時，普度活動已草草收場。事后以對這次主持普度的“總理”黃隆毅罰款示警了結，沒有使矛盾激化。贏得了群眾的好感。

　　為逐漸提高群眾的素質(zhì)，王伯秋著手籌備成立民眾教育館，開辦短期義務小學，提倡識字運動，以書報、刊物、課堂，啟發(fā)群眾接受科學知識，引導他們關心國事，激發(fā)他們的民族意識。對未辦學的邊遠鄉(xiāng)村，則組織流動施教團，購置電影機、留聲機、教育影片等，前往宣傳教育。并組織衛(wèi)生隊督促市場及公共場所保持環(huán)境清潔。還在縣城構建一批娛樂的場所：在中山路中段，建造了一座當時頗為壯觀的“中山堂”，用于演出專業(yè)和業(yè)余的文娛節(jié)目，活躍了群眾的文化生活。此外，還在街道周圍塔坪山的三峰塔下建起南山公園(現(xiàn)被稱為鄭和公園)和塔山運動場。又在河下街畔建起江濱公園。臨江還建了一座小巧玲瓏的休憩亭，成為群眾夏夜乘涼的好所在。并在太平橋上汾溪之畔觀音寺舊址芝閣前廣場，辟吳航公園，作為群眾游樂休息的場所和馬戲團表演賣藝處所。為了激發(fā)群眾建設家鄉(xiāng)的熱情，王伯秋還親自撰寫《新長樂歌》：“新長樂，樂何如。背山面海，人文之區(qū)。有田可耕，有海可漁。更有壯丁十萬，保護我鄉(xiāng)閭。生產(chǎn)日豐財用紓，民智日開人無愚。禮、義、廉、恥，聲被海隅。努力，努力，大家努力，共建新長樂，新長樂，樂何如。”1937年“七七”事變后，長樂縣苗圃主任共產(chǎn)黨員項德崇(項南)和當時民眾教育館館長陳似云、作家陳嬰子等人組織起明天歌詠團，經(jīng)常在長樂各地巡回演出。組織婦女宣傳工作隊深入鄉(xiāng)村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，引起當局的惶恐不安，卻得到身為專署專員兼縣長的王伯秋的有力支持。1938年王伯秋調(diào)離后，明天歌詠團被勒令解散。時至70年后的今天，人們還是念念不忘。

　　長樂自古被譽為“海濱鄒魯”、“文獻名邦”，古跡文物比比皆是。王伯秋在城關設立民眾教育館。該館除了排列書報供群眾閱讀外，還負責調(diào)查和收集保護地方歷史文物。他本人就對此做了許多努力。其中作為長樂歷史文物瑰寶的《天妃靈應之卜記》碑(俗呼“鄭和碑”)，便是一例。此碑原嵌在南山三峰塔寺墻壁上，歷經(jīng)滄桑，被湮沒土中，直至1930年為長樂首任縣長吳鼎芬發(fā)現(xiàn)，曾被拓贈一些知名人士，并移置于縣署“思善齋”內(nèi)。后來墻圮，又被雜草所掩。1936年王伯秋因公到南京，國學圖書館館長柳貽征曾問到鄭和碑。回長樂后，他立即多方尋找，終于在“思善齋”旁邊找到。他在讀后又拓贈海內(nèi)外部分學者，一時掀起討論和研究鄭和史跡的高潮。

　　王伯秋還準備建一座護碑亭，并已撰寫《碑亭記》，他在文中對鄭和作了很高的評價，稱鄭和“擁無訓練之舟師，航未探測之海洋……卒能遠致南洋，歷三十余國，相率而朝貢于明，和之功與張騫、班超抗矣。”并說到“其未發(fā)也，必赍中土之產(chǎn)物，以遺遠人。其既歸也，必攜海外之珍寶，以獻邦國。其影響長樂經(jīng)濟、實業(yè)、文化與夫遠大之圖，倡導遐邇者何如?”同時把河下港畔今江濱公園中的一段路命名為鄭和路，以擴大鄭和在長樂的影響。

　　由于長樂地處國防前線，當時的長樂鄉(xiāng)親、省教育廳廳長鄭貞文提請，將鄭和碑和天妃廟三清寶殿的銅鐘轉(zhuǎn)移到南平保存。抗戰(zhàn)勝利后，鄭和碑運回長樂置文廟泮池畔。這時王伯秋早已離任。1985年，長樂南山天妃宮故址建鄭和史跡陳列館，并將鄭和碑移入。而由王伯秋撰文的碑記則已于1983年前刻石，并由著名書法家沈覲壽攝影珍藏。可惜這兩件珍貴文物，已在“文革”中消失。1941年，在王伯秋離開長樂三年后，長樂父老在南山之麓，建了一座伯秋紀念樓，作為對他的懷念。并立了奠基碑，可惜碑文已經(jīng)找不到。60年的滄桑巨變，伯秋紀念樓的舊址也無從尋覓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