甘棠港與黃崎的地名緊密相連。《恩賜瑯琊郡王德政碑》和《唐故威武軍節(jié)度使守中書令閩王墓志》皆有講到王審知在黃崎開辟甘棠港的偉大功績，但兩碑都沒有指明甘棠港的具體地點。正史也多無甘棠港具體地點的記載。靠著對這些事件和景物的解讀來推測其具體地點，也往往是見仁見智，各取所需，莫衷一是。

　　一

　　甘棠港的開辟，往往被披上神話色彩。甘棠港辟成，王審知派劉山甫主持祈祭，這是公認的。

　　一些史志筆記對甘棠港地點有明確記載，雖有分歧，但歸納起來所記甘棠港的地點不外乎兩處。一是記載甘棠港在福州海口黃崎岸，以五代、北宋初的《北夢瑣言》和《太平廣記》等為代表;一是記載甘棠港在長溪(福安)縣黃崎鎮(zhèn)，以《福安縣志》和《淳熙三山志》等為代表。

　　清光緒十年(1884年)張景祁主纂的《福安縣志》卷三十八《雜談》中所引《金溪閑談》劉山甫祈祭甘棠港的一段話云：

　　“黃崎鎮(zhèn)先有巨石屹立波間，舟多覆溺。王審知為福建觀察使，嘗欲鑿之而憚于力役。乾寧五年，因夢金甲神自稱吳安王，許助開鑿。及覺，言于賓僚，因命判官劉山甫往設祭。祭未畢，海內靈怪俱見。山甫于僧院憑高觀之，風雷暴興，觀一物，非魚非龍，鱗黃鬣赤。凡三日夜，風雷始息，已別開一港，甚便行旅。驛來以聞，賜號甘棠港。”

　　然而，經仔細查核考證，《福安縣志》這則引文實不可信，它是抄錄《太平廣記》《北夢瑣言》等相關文字，把地點由福州海口黃崎岸福州甘棠港篡改為福安黃崎鎮(zhèn)，而假托是劉山甫的《金溪閑談》原文。

　　事實勝于雄辯，真相應該還原。

　　孫光憲的筆記《北夢瑣言》流傳至今。經查，《北夢瑣言》記載劉山甫祈祭甘棠港的文字凡兩見。

　　《北夢瑣言》卷二云：“葆光子嘗聞閩王王審知患海畔石碕為舟楫之梗，一夜夢吳安王(即伍子胥也)許以開導，乃命判官劉山甫躬往祈祭。三奠才畢，風雷勃興。山甫憑高觀焉，見海中有黃物，可長千百丈，奮躍攻擊。凡三日，晴霽，見石港通暢，便于泛涉。于時錄奏，賜名甘棠港。”

　　卷七云：“福建道以海口黃碕岸，橫石巉峭，常為舟楫之患。閩王瑯琊王審知思欲制置，憚于力役。乾寧中，因夢金甲神，自稱吳安王，許助開鑿。及覺，話于賓僚，因命判官劉山甫躬往設祭，具述所夢之事，三奠未終，海內靈怪具見。山甫乃憩于僧院，憑高觀之，風雷暴興，見一物，非魚非龍，鱗黃鬣赤。凡三日，風雷止霽，已別開一港，甚便行旅。當時錄奏，賜號甘棠港。閩從事劉山甫，乃中朝舊族也，著《金溪閑談》十二卷，愚嘗略得披覽，而其本偶亡，絕無人收得。海隅迢遞，莫可搜訪。今之所集，云聞于劉山甫，即其事也，十不記其三四，惜哉!”

　　孫光憲，字孟文，號葆光子，生于唐末，卒于北宋乾德六年(968年)，《宋史》有傳。《北夢瑣言》所記甘棠港，書中交代了材料的來源，王審知派劉山甫祈祭甘棠港，劉山甫的《金溪閑談》親記其事。孫光憲曾閱讀過該書，后書佚，無從再得，只憑印象將其中材料收錄于自己的《北夢瑣言》中，十不記其三四。孫光憲生活年代很接近于劉山甫活動的年代，材料也來源于劉山甫之書，其可信程度僅次于劉山甫原文，其地點作“福建道海口黃碕岸”，“海畔石碕”。

　　北宋太平興國三年(978年)編成的《太平廣記》卷第三百一十三·神二十三“王審知”條云：“福州海口黃碕岸，橫石巉峭，常為舟楫之患。王審知為福建觀察使，思欲制置，憚于役力。乾寧中，因夢金甲神，自稱吳安王，許助開鑿。及覺，言于賓寮。因命判官劉山甫躬往設祭，祭未終，海內靈怪具見。山甫息于僧院，憑高觀之。風雷暴興，見一物，非魚非龍，鱗黃鬣赤。凡三日，風雷乃霽。已別開一港，甚便行旅。驛表以聞，賜號甘棠港。閩從事劉山甫，乃中朝舊族也，著《金溪閑談》十二卷，具載其事。(出《北夢瑣言》)”

　　此處注明“出《北夢瑣言》”而文字與《北夢瑣言》小異，地點則按實際直接落實到“福州海口黃碕岸”。

　　孫光憲《北夢瑣言》是轉述劉山甫《金溪閑談》的情節(jié)，《太平廣記》又是轉述孫光憲《北夢瑣言》的情節(jié)，《太平廣記》因而與《北夢瑣言》原文稍有差異。

　　《太平廣記》是北宋初年李昉、徐鉉等人奉宋太宗之命編纂的類書，按主題分九十二大類，一百五十多小類，全書五百卷，目錄十卷，引書四百多種，一般在每篇之末都注明了來源。《北夢瑣言》許多材料都被引用。

　　了解了《北夢瑣言》和《太平廣記》等書的情況，就不難識別《福安縣志》所“引”的并非《金溪閑談》原文。

　　首先，《太平廣記》的編輯時間距孫光憲逝世僅僅數(shù)年，而書中未有引用《金溪閑談》。孫光憲佚失《金溪閑談》，原書“絕無人收得”，“莫可搜訪”，太平興國年間朝廷編書亦不可覓得，后世也無發(fā)現(xiàn)原書的記載，可見，《金溪閑談》原書早在北宋初年就已失傳，那么時隔九百多年后的光緒十年(1884年)何來原書引用?

　　第二，劉山甫是受命主祭甘棠港的當事人，他將此事親記于《金溪閑談》中。而《福安縣志》的“王審知為福建觀察使”，“因命判官劉山甫往設祭”，這會是劉山甫這樣身份的人說的話嗎?這會是劉山甫自己所記的原文嗎?這話明顯是站在局外人的角度所說，絕不可能是當事人劉山甫《金溪閑談》的原文。

　　第三，對照一下相關材料就不難知道其所引話語的真正出處，“先有巨石屹立波間，舟多覆溺。”顯然是摘自《三山志》甘棠港注文的首句“舊有巨石屹立波間，舟多溺覆”。而接下去的“王審知為福建觀察使，嘗欲鑿之而憚于力役。乾寧五年，因夢金甲神自稱吳安王，許助開鑿。及覺，言于賓僚，因命判官劉山甫往設祭。祭未畢，海內靈怪俱見。山甫于僧院憑高觀之，風雷暴興，觀一物，非魚非龍，鱗黃鬣赤。凡三日夜，風雷始息，已別開一港，甚便行旅。驛來以聞，賜號甘棠港”。明顯是抄自《太平廣記·卷第三百一十三·神二十三》而改動幾字。其中“驛來以聞”難以理解，“來”字顯然是所抄原文中“表”之形誤。

　　《福安縣志》還特意把《北夢瑣言》是從《金溪閑談》取材的事實隱去，直接說成是《金溪閑談》原文，其目的不言自明。

　　《福安縣志》把《太平廣記》原文最為關鍵的“福州海口黃碕岸”改成“黃崎鎮(zhèn)”移到了福安。這擅改之處不難認定。這書證最為關鍵的字眼被改，所指地點已完全改變，那么以此為論據的結論當然是不可采信的了。

　　《北夢瑣言》和《太平廣記》是流傳至今最早最明確記載甘棠港地點的史料，可信度最強，甘棠港在福州海口黃崎岸應無疑義。

　　二

　　甘棠港所在的福州海口黃崎岸就在長樂黃崎澳。甘棠港通過南交陳塘港水道一頭連接大海，一頭連接閩江，這就是真正的江海通津。歷代史料對此不乏記載和佐證。

　　洪邁筆記《夷堅志·乙志》卷八：“紹興二十年七月，福州甘棠港有舟從東南漂來，載三男子一婦人，沉檀香數(shù)千斤。其一男子，本福州人也，家于南臺，向入海失舟，偶值一木浮行，得至大島上。素喜吹笛，常置腰間。島人引見其主，主夙好音樂，見笛大喜，留而飲食之，與屋以居，后又妻以女，在彼十三年，言語不相通，莫知何國，而島中人似知為中國人者。忽具舟約同行，經兩月，乃得達此岸。甘棠寨巡檢以為透漏海舶，遣人護至閩縣，縣宰丘鐸文昭招予往視之。……”

　　福州南臺男子出海失事流落海外十幾年后返福州，駕舟直接至長樂甘棠港也就是福州甘棠港回南臺老家，不會南轅北轍往福安折回南臺。長樂甘棠寨巡檢以為是逃稅的船舶，且船主是福州南臺人，故移送至郡治閩縣處置。“護至閩縣”正說明從長樂甘棠寨巡檢司送到閩縣衙署。這是紹興二十年(1150年)七月之事，查《宋史·洪邁傳》，洪邁時任福州教授，這是他親見親歷親記之事，記載不至于有錯。

　　《輿地紀勝》云：“甘棠港在閩縣，舊名黃崎港，先有巨石為舟楫之患，唐天祐中閩王命工鑿之，忽然震碎，敕改。”

　　《輿地紀勝》是南宋王象之私家撰寫的地理總志，成書于寶慶三年(1227年)，此時距甘棠港的開辟已三百余年，書中云甘棠港在閩縣。王象之根據前人所記“福州海口黃岐岸”、“福州甘棠港”，而把位于長樂黃岐澳的閩國甘棠港寫在閩縣是可以理解的。

　　徐火勃《榕陰新檢》也說甘棠港在“福州海口黃岐岸”。徐火勃，閩縣人，藏書家，以博學名一時，《明史》有記。《榕陰新檢》所載多閩中事，大旨表彰其鄉(xiāng)人也。此云甘棠港在“福州海口黃岐岸”，則是對甘棠港在福州出海口長樂黃岐澳的進一步確認。

　　王應山《閩大記》卷之二“記”云：“乾寧五年，福州黃崎江雷震水中巨石，碎之。”這是記載甘棠港的開辟，且讓其從神話回歸到現(xiàn)實。這里記載地點是“福州黃崎江”，也就是長樂黃崎澳。王應山，侯官人，博覽群書，無意功名，足跡遍八閩，萬歷九年(1581年)纂成《閩大記》，明史有記。

　　萬歷《福州府志》卷七十五“時事”也記載：“乾寧五年，黃崎港雷震水中巨石，碎之，海船利涉，人謂審知德政所致，號甘棠港。”且在卷七十六“叢談”引有《夷堅志》福州甘棠港事。

　　以上皆明確說明甘棠港在福州黃崎，也就是長樂的黃崎(岐)澳。

　　后人所見《三山志》為何會把甘棠港記在長溪縣，這個問題容當另外探討。

　　(作者   林廉 高宇彤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