陳振龍故居，位于董奉山之麓，龍溪之畔的鶴上鎮(zhèn)青橋村巷口。坐東南向西北，前埕深10米，埕前有一口大池塘。故居建筑風格明制，重修于清代。六扇五間，進深19.2米，中有天井。20世紀90年代，陳振龍后裔集資按“修舊如舊”原則重修。咫尺處有圓形古井一口，井欄刻字曰：“龍源井”，下款有陳郎字樣。門前左右各有旗桿碣。

　　陳振龍(1573-1619年)，長樂九都青橋巷口(今鶴上鎮(zhèn)青橋村)人。明萬歷元年(1573年)生于一個仕宦之家，后寄居省城南關(guān)外達道鋪(今福州臺江)。自幼勤奮好學，二十歲舉生員。

　　陳振龍移居省城后，棄儒經(jīng)商。后飄洋出海至呂宋(今菲律賓)。經(jīng)商期間，仍鐘情故土，懷念父老鄉(xiāng)親。家鄉(xiāng)十年九旱，田園絕收，民不聊生，記憶猶新。因此，他在呂宋發(fā)現(xiàn)“朱薯被野，生熟可食”，便決心引種，以造福桑梓，報答鄉(xiāng)親。他在商務(wù)之余，潛心學習栽培技術(shù)。

　　當時，統(tǒng)治呂宋的西班牙殖民者對朱薯種苗嚴禁出口，關(guān)卡檢查甚嚴。陳振龍暗地購買薯藤，想方設(shè)法帶回家鄉(xiāng)。第一次裝在箱簍之中，被查禁。第二次裝在抬貨物的竹杠內(nèi)，又無法帶出。萬歷二十一年(1593年)，他又暗地購買薯藤八尺，秘密裝于竹筒之中，用繩子系于船舷浮在海水上，終于避過道道關(guān)卡，經(jīng)過七天七夜航行，于農(nóng)歷五月下旬抵達福州。六月初一，由其子邑庠生陳經(jīng)綸向福建巡撫金學曾稟述番薯有“六益八利”、“功同五谷”，請求官府大力推廣栽種。巡撫金學曾同意試種。

　　陳振龍父子在福州本屋后門“紗帽池”(今臺江達道)邊隙地試種。不及四個月，啟土開掘，子母鈞連，小者如臂，大者如拳，味同梨棗，食可充饑。十一月，陳經(jīng)綸將薯呈驗，巡撫金學曾批示：“準飭谷屬，依法栽種。”萬歷二十二年，歲饑，金學曾飭令推廣，“教民種之，賴以度荒。”由于巡撫金學曾認真推廣，福州各地群眾普遍栽種，為抗災(zāi)度荒做了一件大好事，因而廣大人民又將番薯稱為“金薯”。

　　番薯在福州試種成功后，很快就推廣到全省各地，漸及杭州、南昌、武昌等地。明末，農(nóng)學家徐光啟也總結(jié)了番薯“十三勝”(即有十三條優(yōu)點)，因而很快推廣到全國各地。清乾隆皇帝于甲午年(1786年)向全國下了“廣栽番薯，以為救荒之備”的詔書。從此，全國各地更加廣泛種植，成為我國的重要糧食作物。不久又傳到朝鮮、日本等國。

　　陳振龍的家鄉(xiāng)長樂，不但引種番薯最早，而且生產(chǎn)、栽培、加工歷史悠久。清康熙年間，東山村(今文武砂鎮(zhèn)東海村)陳朝范之母，發(fā)明了“鐵卷薯刨”，即“番薯擦”，把番薯刨成薯絲，曬干成“番薯米”貯存。后“番薯擦”改用銅制，至今猶用。

　　乾隆三十三年(1768年)，陳振龍五世孫陳世元，繼承先祖遺志，將番薯的傳入、試種、示范、推廣、栽培、防蟲、貯存等環(huán)節(jié)匯編成冊，取名為《金薯傳習錄》。

　　陳振龍引種番薯，是我國農(nóng)業(yè)歷史上一件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。他祖孫五代，歷經(jīng)170多個春秋，將番薯引進推廣，為促進我國農(nóng)業(yè)發(fā)展貢獻卓著，功垂千古。不少文人墨客撰文賦詩，贊其功德。明宰相葉向高曾作《金薯歌》，有句云：“孰知傳種一書生，疇及國計民生之大利。”郭沫若先生在《紀念番薯傳入中國三百七十周年》一文中，高度評價了陳振龍引種番薯的歷史功績。他在《滿江紅》一詞中寫道：“蔭入藤籃試出航，歸來閩海勤耕植。此功勛，當?shù)帽壬褶r(nóng)，人誰識?”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、世界著名科學史專家何丙郁先生指出：“四百多年來，甘薯對中國山地和瘠地的利用，對雜糧種植的多樣化，起了極深刻的影響。”

　　清道光十四年(1834年)，福州人民為了紀念陳振龍和金學曾大力推廣種植番薯的功績，在烏石山建“先薯亭”。1957年，福州市人民政府又重修了“先薯亭”。福建省農(nóng)業(yè)廳為紀念陳振龍引進番薯四百周年，在長樂市召開了紀念大會和學術(shù)討論會。1999年，長樂人民為紀念陳振龍，在他故居附近興建紀念亭。中共長樂市委、市人民政府立“先薯碑”。